传统文化的类别十篇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1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2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解构与重构；使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yzc10033。

　　[作者简介]孙克，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济南 250000）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时代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已引发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人类学者们已经在这个研究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人类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重以“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诠释和重构文化，在对“他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中实现文化反思和自我发现。[1]（8）人类学——特别是作为人类学主体的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学科起点。正如著名学者童恩正先生所说，文化人类学“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籍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8-9）。这就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和学术使命，尤其令我们认知到该学科对于“非遗”保护研究的学科功能和科学价值。

　　一、发掘：“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

　　“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在哪里？应该是发掘，即发掘并弄清“非遗”的存在现状和其基本生存样态。通过对“非遗”这最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可以让民众、社会乃至市场充分认知它的传承及现状，针对“非遗”达成多维价值上的共识。

　　首先，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来说，田野调查是“非遗”保护和发掘的基本方法。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的文化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非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大多散落在民间，相对于官方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主流文化，其自身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却只能属于小传统文化；加之中国传统社会“重道不重器”，大多数“非遗”项目在史料中并无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只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研究。田野调查是“非遗”学者进行“非遗”研究的首要的任务，也是当前“非遗”保护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深入特定的文化空间，与“非遗”传人和群体进行交流，并亲身感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生境，才能感受和了解到蕴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记录下这些用鲜活生命铸成的文化史诗。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学者加入到“非遗”的保护中来。上述人类学等学科一向强调实地考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避开喧嚣与浮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气，可以担负“非遗”调查发掘的重任。

　　其次，坚持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是发掘整理“非遗”过程中的基本理念。文化整体观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科理念与方法。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特定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同一生境的人们共同创造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和生存样式；同时，民族、文化及其生境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系统。[3]（24）因此，在对“非遗”——特别是某一“非遗”项目进行调查发掘时，不应将其与自然和文化生境割裂开来，而应该把它与特定生境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当然，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就观察视野而言，并非指具体的研究对象；“非遗”的研究应该是“以小见大”，而不是满足于对所有遗产项目的粗浅认知。

　　再次，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一直坚持的原则和品质，其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光” [4]（8），避免用僵化的甚至偏见的本民族文化标准评判其他文化样式的存在。这在“非遗”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他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审慎的、开放的、有原则的，这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非遗”作为一定民族或区域的存在形态，“他者”大多对其存在着认知障碍，如果不能秉持文化无优劣高下的客观价值理念，就很容易在调查发掘中对某些“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有所忽视，甚至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乃至腐朽的文化遗存。人类学对不同文化形态和样式的“一视同仁”，正好可以纠正“非遗”调查发掘中类似这样的偏颇之处。

　　二、解构：“非遗”文化及其生态系统解读

　　在对“非遗”系统调查、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学者的下一个课题便是如何对“非遗”进行文化解构。广义地说，这种文化解构是对“非遗”自身及其所在生态系统的深层剖析，是对“非遗”为何存在、如何存在，和它所传承区域的自然，以及人们的生活、经济、习俗、信仰、艺术等诸方面进行剥茧抽丝般的解读，并透彻地分析它与一定区域的自然和文化结构的内在联系。这种文化解构强调的是对“非遗”自身文化基因及其传统生存样式的全面审视，其关注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对“非遗”与自然和文化生态、“非遗”与区域生产生活、“非遗”与宗教（包括民间信仰）、“非遗”与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审视和剖析，进而明晰特定“非遗”项目所蕴含的核心文化因子。

　　首先，我们需要解构“非遗”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文化形态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在剧烈的文化进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也是以朱利安·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者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每一种形态和样式的文化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社会原因，并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构成具有某种相互依存和观照的关系，不同文化事项的互相支撑和关联构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结构网。“非遗”作为一定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样式，其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所处自然和文化生境高度契合的。

　　其次，“非遗”总是与一定区域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人类的发展是以物质的生产为前提的，“非遗”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与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传承几百甚至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上看是与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相辅相成的，担负着农耕文明形态及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们的基本需求和祈盼。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项“非遗”的探究，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条件，否则就很难理解它的根源和所存在的价值。

　　再次，“非遗”与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艺术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要理解和领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存在，必然不能脱离宗教和信仰，“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 [5]（132）。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遗存，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或多或少打上了民间信仰的烙印，并尤其表现在传统节日、习俗仪式、表演艺术、文学和美术等项目中。人类虽贵为万物之灵，但在探究和追逐内心欲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困境和磨难，因而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赋予信仰的意义，以求得实现内心的自我慰藉。另外，作为一种非物质的文化存在形式，“非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判断和美学追求，这在几乎所有的“非遗”类型文化遗存中都得到了印证。无论民间文学、传统美术、曲艺杂技还是手工技艺，甚至在仪式习俗、文化空间等近乎所有类别的“非遗”事项中，都渗透着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当然，这种美以及艺术性也许透出些许朴拙，不同于“大传统”中精英文化美学的雅致和精细；但正是这种更具原生态特性的美，才构成了样式丰富的真实生活中的艺术体验，“艺术的原始形态，较之旧美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文明社会的艺术，也许更能揭示艺术的奥秘” [6]（13）。

　　最后，对“非遗”的文化解构，要明确在具体“非遗”事项中蕴含的核心的文化因子，或者说一项“非遗”成就其自身不可摒弃的基本文化要素。文化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化构成。这就需要去伪存真，从根本上解析某种“非遗”文化事项的文化基因，使之成为客观反映一定区域民众经济、文化、社会、艺术、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性“标准样本”，避免在肤浅认知基础上的“伪民俗”对民族传统文化空间的占领。[7]（3）

　　三、重构：“非遗”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对“非遗”的文化发掘和解构，是“非遗”保护阶梯的前两个层级，也是“非遗”学者使命的肇始。文化人类学重视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传统，但不限于单纯的文化认知与记录，而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风俗、心理等方面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以求发现隐蔽在表象之内的规律和事项，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对“非遗”的文化解构，是以“非遗”如何实现其在现代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为导向的，是基于保持“非遗”原真性的发展和创新。对于现代社会条件下对“非遗”的重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探究：

　　首先，是对“非遗”重构的基本态度以及对重构困难的认知。无论对“非遗”的发掘或是解构，都是基于对现存事项的客观认知。这两个过程往往是令人愉悦甚至享受的，在对“非遗”文化发掘和解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感知“非遗”文化的精致和优雅，重温人类文化走过的进程和普通民众的生命书写。特别是在比较、分析和解构自身已有的文化认知与异域文化的过程中，能够领悟文化的微妙和经历不曾有过的文化体验，参悟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生境之间的协调、适应和变迁，这是其他学科学者所不曾享有的。然而，发掘和解构了“非遗”文化后，我们面临的更为重大的课题，或者说必然的思考取向，就是如何实现“非遗”文化的重构。

　　一定程度上说，重构是“非遗”研究的归宿，因为转型的中国和一体化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孤芳自赏”和“独善其身”了。曾几何时，“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和区域文化变迁的自然结果，遵循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文化规律，当时的文化生态处于良性的互动与运行，异域文化——特别是西方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微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正是在相对“原生态”的自然和文化生境中，千百年来“非遗”虽有外在表象和符号的细微变化，但文化的根基没有动摇过，文化的核心基因没有根本改变，“非遗”在与社会其他文化和制度事项中和谐共处，在维系中发展变迁。而当今社会的状况却让曾经的美好变为理想的“文化乌托邦”。为此，我们必须面临“非遗”的文化重构，求得在其文化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寄托着文化追溯和生命理想的“文化突围”。

　　当然，“非遗”的文化重构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这种苦痛是不可选择的，是不容选择的。这种重构是对人类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拯救，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维系。文化重构以时代要求为导向，甚至以市场为导向，不能囿于传统社会的生境和状态——因为一切已经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乐观只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具有前瞻的探索和追寻才是我们应有的信念和品格。文化重构是艰难的，艰难在于不仅要有对“非遗”传统的真切认知，也需要对所谓现代文化的时代审视；既要聆听“非遗”传递的文化内核，又要迎合已经被西方文化占领的民族文化受众，甚至还需要对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技术层面的全面领悟和系统支撑。不难想象这将是怎样艰难的过程。痛苦在于对“非遗”内在文化的重构有时是要以被迫放弃某些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样式为代价的，有时这种符号化的表达已经被我们认同，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寄托和归宿。

　　其次，是对“非遗”文化重构的底线的共识，或者说是对“非遗”不可抛弃的内在核心文化基因的价值判断。“非遗”蕴含的本真的核心文化因子是不能抛弃的，否则它将不会再成为其自身。人类学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基于对符号的理解和控制，所有的文化知识甚至物品都可以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也使“非遗”的文化重构成为可能。[8]（6）无论是哪种类别的“非遗”项目，或者某个具体的“非遗”事项，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技艺、行为或其他样式的符号形式所展示开来的，并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创新，历久弥新。文化总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迁，符号也难免有变异和更迭，但其所展示的内在文化基因却是持久而富含生命力的，这也正是一个民族或区域文化历经沧桑而保持其自身本真性的原因。正如无论穿着唐装还是西服，中国人依然为中国人，其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外在符号的变换而遗失。符号作为文化的表象，应该服务于其所要展示的文化及其基因，而不应背离或者异化；文化基因的内核则可以通过不同的符号来实现其真知的表达。或言之，符号只是表达的外在方式，不应僵化地固守文化的表象而放弃内在文化真谛的追寻。当今社会形形的“伪民俗”，从符号和外在表象看似乎是合乎文化规范的，甚至比本真的文化样式和形态更加符合规范，但它却是抽空了人类情感诉求的文化空壳，沦为赚取眼球和片面经济利益的“文化异类”。

　　再次，“非遗”的文化重构，要以其现时代的功能实现为导向。人类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社会中每一文化要素都有其特定功能，其产生的目的在于满足该社会的某种欲求。[2]（23）“非遗”的文化重构是实现文化话语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过程。这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今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既是历史的‘遗产’、‘传统’，也是当下的‘创造’、‘发明’”。[9]（78）这种话语对接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或嫁接，而是在辩证审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维度下进行的思维的探索和文化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种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一方面，对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止于“接受”。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形态下的价值和意义，并非要把传统文化视为给定的东西来被动接受，[8]（193）而应该是在维护“非遗”本真性、遵循其核心文化因子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另一方面，不能把“非遗”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对接简单纳入“经济——技术”现代化层面的狭隘思维通道。西方话语体系已经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充分占据，但提及经济和科技的现代进程时，人们已经习惯不假思索的认同这种基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立场，这在文化层面特别是对待“非遗”传统文化层面是致命的。中国“非遗”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话语对接，应秉承文化的自我肯定、自我认知或者说文化自觉的思维和态度的文化准则，而不是迎合西方的话语体系。

　　最后，谈“非遗”的文化重构，不能回避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项应用性、时代性极强的课题，其实质是挖掘文化客体的文化基因，进而赋予文化客体适应生境变化的新的时代价值，令其成为社会——特别是市场所能接受的文化产品的系统和过程。文化产业介入“非遗”，则是实现民族文化之魂的产业演绎。这项工作对于文化人类学者来说也是应有之义，因为“从文化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母胎里带上了应用的痕迹” [2]（215）。对于什么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有学者坦言是人才，而非资源，认为文化产业是“无中生有”的创意形态。[10]（27）我们对此不予否认，因为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没有人才，文化产业，甚至“非遗”保护都无从谈起；但也不应忘记，民族文化才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根，对“非遗”的挖掘、整理、解构和重构是“非遗”学者乃至每一个文化学者的应尽义务和使命。或言之，对“非遗”的人文关怀，是文化产业的应有之义。当然，对于文化产业的介入，应该遵循前文所论述过的“非遗”重构的文化底线，因为底线的突破只能意味着“非遗”的异化和消亡。

　　四、“非遗”学者的群体与使命

　　“非遗”学者的共同体由哪些人组成？我们认同人类学对“非遗”研究的主体作用，不排斥和否认其他学科对“非遗”研究的介入和学术努力；我们认同“非遗”学者是一个学科综合性的复合型群体而并非单一学科的更新和替换。多年来，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学、旅游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者，已经为“非遗”研究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完善的“非遗”研究学科群，推动了“非遗”研究的进程，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深刻的思考总是令人兴奋的，特别是就“非遗”学者而言。对“非遗”的人文关怀与对其时代命运的追寻与探讨，是“非遗”学者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人类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注人类发展和社会命运——特别是人类文化命运的应用科学，理应且有能力肩负起“非遗”重构的重任，越来越多人类学者对“非遗”研究的关注和探寻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巨大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已经无法安守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弃了历史传承和内心的宁静，陷入狂热的物质崇拜和盲目追求时，正需要一批依然坚守民族文化底线，寻求民族文化自觉并固执追寻内心呼声的群体。“非遗”学者正是这坚守着的中流砥柱。当然，我们不期盼也不鼓励“非遗”学者成为脱离现实的“隐者”，“非遗”学者也不应该成为独守净土的清贫的孤独者。他们应该是积极入世的民族和区域文化的守护者与激情的传播呐喊者。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实用性，更适用于当今剧烈变迁的文化需要。

　　“非遗”作为一种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文化形态或产品，既传承人的文化遗存，也是民族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精神诉求和情感寄托。“非遗”学者作为社会公共文化的介入者、研究者、传播者，是对文化最具反思和前瞻性的社会群体，也是最能摆脱工具理性而客观审视非遗、关心“非遗”命运和民族文化命运的共同体，而这也正是“非遗”学者的使命所在。

　　“非遗”研究不是讨巧和应景的权宜之计，也没有任何捷径，而是基于艰难实践的文化认知进行整理分析并不断前瞻创新的内心追寻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总结、提升与创新的过程”，“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就是不断把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对象符号化、意义化的过程”。[11]（11）如果说“非遗”的传承主体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生境中的“非遗”项目传承人，那么“非遗”保护则应该是以学术界为主体的社会广泛人群和组织作为承担者的。其中，“非遗”学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群体特性和公共价值取向，理所当然的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甚至核心承担者。

　　对“非遗”理论的系统建构亦是“非遗”学者的使命。“非遗”研究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作为实践性的学科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实践的丰硕掩盖了理论构建的缺失，“非遗”研究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更是如此。“非遗”学者应该充分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在文献参考、田野调查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揭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具体的事物表象总结、归纳，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认知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带动文化生产生活的创新，如此，“非遗”学者才能真正成为“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的智囊，而不仅是“非遗”文化表象的忠实记录者。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

　　[3]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马广海：《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易中天：《易中天文集·艺术人类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7]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8]陈庆德：《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9]王建民：《艺术人类学新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一)竞技表演类

　　(二)健身娱乐类

　　(三)益智养生类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4

　　对于许多中外文化论者来说，传统是一个笼统而含混的概念，常被理解为同现在相对、而又对现在起作用的文化上的过去。给传统加上文化的限定词后，传统便有了概指文化上的过去的外延。也许，这种用综合的方法、以概括性面目出现的对传统一词的解说，不但无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并阐明传统所蕴涵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也会由此增加对其含义的误解。

　　不消说，传统是文化学的结构性内容。它可以指卡西尔所说的一些文化符号，也可以是历史学家所注目研究的对象，可能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学范围内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宗教艺术之类的描述形态。它的确具有某些综合的特征，所以人们常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领域中觅寻其迹，对它作出什么解释，并进而对它怀着什么期待。由于文化一定要借助综合才能建立起观照人类自身的结构框架，致使文化与传统有了一条相互连接的纽带。说到传统便不得不提起文化；提到文化，又不得不强调传统。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些明显的区别：传统不等于文化，传统只是文化的一个参照点，例如反传统不等于反文化。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中国，特别是现代，对于那些持十分激烈的态度去反传统的人来说，反传统几乎成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反对旧文化的人们把传统与旧文化等量齐观，其眼中的传统也似乎与旧文化如影随形。人们由此反传统而反对旧文化自有其正当的理由和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看待另外一些对反传统颇持异议的人们对前者的批评和责难，以及两派人士之间的争论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反传统持异议的人们所要维护的传统，也几乎是传统文化的同义语，维护传统也即维护传统文化。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令人费解，它是那样怪怪奇奇。所谓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人眼中不啻牢狱、镣链和鸩毒，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被视为乐土、花园和灵丹妙药。这些是历次文化热中出现的或把传统当作替罪羊，或把传统当作护身符的混乱现象。

　　产生这种混乱现象的原因至少在技术上根源于运用文化综合的方法，都把传统当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笼统概念而产生的偏差。对此，我们应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考察，拨开传统这一概念在人们面前出现的迷蒙不清的模糊影象，以期探明传统究竟为何物。

　　a、什么叫传统

　　为了理解并区别传统一词的内涵和界线，我们试图从几个方面入手揭示它的多重意义。

　　1、时间意义

　　传统首先呈现一个时间意义，我们可以据时间的界限对传统加以诠释。

　　时间意义上的传统是指能影响现在人类生活的文明成果。这里，传统具有几方面的时态属性。在“文明成品”一端，它是过去式，是过去人类所已创获的文明果实。在“能影响现在人类生活”一端，它是进行式，因为它现时地影响人类的生活。而把过去式的文明成品同进行式的作用连在一起的，则是其完成式意义。这三者，构成了传统在时间意义上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人类过去的文明成品促使现在人类展开某种活动。现在的人类如果没有一个过去的背景，如果没有可供继承的文明成品，则自身不免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可能丧失生存的条件，就会一无所有，赤身，两手空空，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没有进步的可能。故传统的过去式时态属性所蕴涵的意义表明，文明成品是现在人类活动的必要动力本源。进一步，传统的过去式文明成品摄动、作用于现在人类的生活，则传统获得了它的进行式意义。现在人类在传统的背景下生活，这种生活受到过去文明的影响，则传统对于现在人类是正在发生作用的文明成品，它便具有进行式时态属性的意义。这一时态属性意味着如果文明成品不对现在人类生活产生作用，则不能被认作传统，而只是与现在不相涉的东西，仅属于过去，不能“传”，没有“统”，没有继承的现实性，也就不能称作传统。与传统的进行式意义紧密相关，过去的文明成品又能对现在产生影响，则表明文明成品的作用不限于过去，这个文明成品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施放着动力，从而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的完成式时态意义。

　　这样，传统的时间意义有过去式、现在式和完成式三种时态界线，而又互相关联形成一个能同时发生作用的整体。不能对此三者的任何一端加以割弃，否则便使传统丧失时间的意义，而没有这种时间意义的东西不能视为传统。

　　2、价值意义

　　价值是一个社会学的指标，它指某种观念和行为对人类的生活有益又有用。传统的价值意义也就指文明成品对人类现在的生活有益又有用。对人类生活没有益处和效用的东西不是传统。

　　那么，究竟何种文明成品对人类有益又有用呢？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对文明成品加以判定呢？我认为，这适宜采用文化的标准去判定哪些文明成品属于传统的范围，哪些是传统范围以外的东西。这是因为传统是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范畴，两者因而具有共同适用的标准。

　　文化的价值标准产生于文化学开创的时期，那是自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之间，继地理大发现后殖民扩张的时期。这时期人类学的发展促成了文化学的建立，人类有可能用文化的眼光去检视、评价自身存在的质量，这就出现了文化的价值标准。（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有关文化内容诸界说的检查”）联系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中“人民从原来的为权贵的意志或专横服务的工具变成了历史的创造者和研究对象。文明（或文化）的功业超越了纯政治现象和军事行为”的论述来看，可知文化的价值含义由几个相关因素组成：人类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增强认识自然、同自然斗争的能力；接受教育和教化；有文学艺术的修养；人民从奴仆进化为历史的主人。结合其它文化定义的有关体育、道德、文雅、礼貌等内涵看，则文化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全面地提高人、完善人、实现人。

　　这些是乐观主义的价值指向，是理性的精神气质，是人类自由的思想投射，都符合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状态。个体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引发了对整体人类的期待和关怀，人类由此去探寻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上述文化含义。

　　文化有了这样的价值意义，诠释传统也就必须按照文化的价值标准去展开认知、理解和识别的过程。

　　如所周知，文明成品是一个大范围的包容概念，它指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人类的活动和这种活动所创造的成果。这种复合体式的活动和成果，不管它们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都不可能全部继承，而只能继承其中的一部分。而所能继承的那部分文明成品，也不一定符合人类文化的价值要求。于是，传统就是指特定的一些符合人类的文化价值要求的那个范围内的文明成品。

　　采取这样态度去看待传统，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就有了一个座标。文明成品繁富纷纭，其善善恶恶、精粗美丑、假假真真，鱼龙混杂，樊然淆乱。人类可能在目不暇接之中恍惚迷蒙，看不清、认不准哪些东西是传统，哪些东西是非传统，以致在继承、发扬传统的时候迷失方向，把非传统的东西当作传统。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非传统的东西不合人类理性，不合人类的自由，不合人类进取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合人类的目的性要求。它可能把引向错误的迷狂，引向奴役（自由之反对）的境地，引向保守堕落的悲观主义。但是，当采取了一个座标，明确了价值方向，人类就能从纷纭混杂的文明成品中择别、认取那些符合人类目的性价值的部分，以之作为传统，以之作为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使自己可得日益接近自由完美的幸福之境。

　　简言之，现在的人类面临一大堆纷杂淆乱的文明成品，必须运用一个价值尺度去规范它，从中认取属于传统之物，才可能在通往未来的航程中获致积极的力量和掌握正确的方向。

　　集真假善恶美丑精粗与一体的文明成品包罗万象，传统和非传统交错纷杂其中。但是，我们有了一个价值的标尺去检视它，那传统和非传统之间就呈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能很容易认明哪些东西是传统，哪些东西不是传统。

　　既然传统的价值意义是于人类有益又有用，那么凡是属于对人类有益又有用的文明成品就是传统，反之乃是非传统。这就意味着传统仅仅属于那些能给现在人类带来幸福、自由和使之能够在合于理性及乐观主义的前景状态下生活的文明成品。除此之外的文明成品，不能称为传统，而叫非传统。传统好比浴缸里的孩子，非传统则是脏水。孩子是有益又有用的，必须保育、珍视；脏水无用又无益必须倒掉，毫无保留之价值。我们采取这样的视角去审视文明成品，将能有效地认取真正的传统，防止误认非传统为传统的弊害。

　　例如，对于象女人缠脚、下跪打板子、抽鸦片烟、焚书坑儒、箝制言论、帝王专制、大一统这类文明成品，不管其历史多么悠久，不管其怎样地影响人类的生活，经传统具有的价值尺度一检验，就得知它们不是传统，而是非传统。对于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废八股而兴学校、普及教育、讲究卫生和防治疾病、提倡科学和民主等，无论其历史多么短暂，无论其是否已经实现，我们也就可以至为利便地认取为传统。这正如德国人民不会把希特勒的法西斯、集中营、毒气室认作自己的传统一样，美国人民也不会把三K党、南方庄园奴隶制看作传统，因而他们也不至于把歌德的《浮士德》、爱因斯坦的思想、废奴运动和“五月花号宣言”看作非传统。

　　这样，我们对传统的范围的界定就比通常的看法要小些。传统不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物。传统仅是对人类有用有益有价值的精华。所谓糟粕乃是非传统。

　　这是一个方便，不但是一个工具性的方便，还是一种价值的方便。

　　文明成品给后人以影响常常表现为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的合成作用。后人——现在人类所应继承发扬的应当是传统，而不是非传统。如果传统真的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物，那么当后人所领受的糟粕被人说成是古已有之、理当照旧的“传统”时，后人岂不是应该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吗？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不乏其例。北洋军阀时期，统治者为了专制的私利，先后掀起了“尊孔读经”和“复古”的逆流，把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等糟粕，伪装成精华，以古圣先贤的道统旗帜吓唬蒙骗世人，却把倡扬科学和民主的人们视为洪水猛兽，斥为非圣无法、数典忘祖。近年以来，一度销声匿迹的旧时代遗物又沉渣泛起，甚至泛滥成灾，什么超凡功法，什么玉房养生，什么宗法迷信，什么狂嫖烂赌，……真是牛鬼蛇神，花样百出。有人把这些认做“国粹”，认做“传统”。相反，真正的传统、人类真正的价值所在，却被那些糟粕所掩盖，无以弘扬，无以发展光大，显得沉沦不振，缺乏活力和生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由于把传统和非传统混为一谈，抹杀传统的价值意义，致使糟粕——非传统——没有人类的合理价值屏障的防卫而闯入传统的殿堂，确系一个明显的原因。

　　要之，文化的价值赋予人类认取传统的价值标准；采取这样的标准从文明成品中择取传统，剔除非传统，既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免受非传统的干扰、合于人类的普遍价值规范，也能使我们的思维更清晰些，增强战胜非传统因素的勇气和信心。

　　3、发展意义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传统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他就在不停息地发展自己的传统，使之更加丰富、完整和充实，不仅扩大了数量，也提高了质量。

　　不消说，在人类诞生之初，传统还显得幼稚和单薄，在很多方面还显得不尽完备。但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价值，传统的内涵一定能够满足早期人类进入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使人类拥有生存和进步的动力源。以华夏族早期的历史看，地下的文化遗存和古代神话传说显示的文明成品即具有这样的特征。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火的运用，陶器制品，骨针和骨制刮削器等，尽管其形制和功用相当粗陋简单，但已投射出先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精神。上古神话传说，象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神农尝百草、伏羲演八卦、仓颉造字、大禹平治水土、奚仲造车、王亥服牛乘马、仪狄为旨酒、黄帝战蚩尤等等，无不表现我们祖先刚健强壮、充满活力的伟大襟抱。凭借祖先的这份珍贵的遗产，后来的中国人才在华夏的土地上培育了参天的文明大树。人类早期的传统形成之后，后人不但应当继承，守之勿失，而且应当弘扬光大以发展之。发展既是传统延续、扩大的功能形态，也是它的生命前景的必要动力。未来的历史、社会愈益丰富多采，人类面临的生活也愈益复杂多变。传统要延续，人类要适应新的生活，都需要发展。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发展是大自然，是人类历史，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日新月异，面貌常新，发展给人类和传统带来挑战、机会及选择，也赋予新生活以动力。而凝固、僵化、保守是发展的死敌，它们会扼杀人类的传统于摇篮，至少可能使之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举例来说，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既对玛雅文明的发现感到欣喜，又对它的突然消亡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玛雅文化遗存表明，它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其水利灌溉、建筑、绘画、音乐、冶金、工艺制造、天象观测和历法在当时的美洲大陆是无与伦比的。它又为什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变得仅存遗迹了呢？据有的学者推测，玛雅文明的迅速衰落是由于玛雅人内部的仇杀，部落间的战争和屠戮，造成人口急遽减少所致。我们也可以用有关传统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有可能，玛雅人在其文明的繁荣阶段，同时存在促进生产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及内部纷争诉诸无休止的战争、杀戮两大文明成品。前者合于人类活动的价值，可视为传统；后者越过了人类活动的价值界限叫做非传统。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玛雅人没有能够更新、发展他们处理内部冲突的规范或习惯。——事实上成长和繁荣时期的玛雅人定然拥有一套比较合理的方式解决自己内部冲突的律法，不然他们就无以进化到那种比较高的文明境界。这样的传统因素没有得以发展，合理的人类传统停滞了，无以抵御非传统力量的危害，玛雅人连同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悲剧式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玛雅人及其文明的命运并不是特例。汤因比曾做过精确的统计，认为人类已有二十二种文明从地球上消失了。推而言之，既然是“文明”，那就一定存在人类得以生存，并一度拥有文而明之的传统因素作为条件。它们最后不幸成为地下遗物的原因，一定在于固有的适合人类生存演化的传统没有发展，因而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人类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传统的价值因素不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得到扩充与增强、完善，势必在文明的进路上半途而废。

　　传统的发展形态是渐进和突变过程的统一。

　　渐进是一个较长时间内合于传统的价值意义的文明成果在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突变则是短时间内质量上的创新、提高和数量上的迅速增多。石器时代经历了几百万年的缓慢演化，是为渐进。锄农业在一、两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稳恒的状态，也是渐进。而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和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转折时期，社会历史呈现突飞猛进的面貌，是为突变。工业革命后，随着大机器的出现，交通发达，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几百年的历史日新月异，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可称为空前的突变。

　　渐进使传统得以延续，突变则使传统更新。渐进是传统的延长，突变是传统的丰富和扩大。渐进是传统发展的传递器，突变是传统发展的直接形式。

　　渐进和突变对传统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没有渐进传统的发展可能中断。传统渐进的发展保证人类合理的价值形态能够代代相传，不致中止和沦丧，使人类有可能在固有的基础上发展为突变。没有突变，陈陈相因，传统不能发展，无以产生新质，会逐渐丧失活力，变成僵死、凝固、停滞的东西。传统的突变保证人类合理的价值更形丰富多采，更形充实刚健，以面貌常新的姿态创造、适应新的生活。突变并不是对固有传统或渐进过程中的合理因素的抛弃，也不是一种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它只是原有传统在内容和质量上的迅速发展和拓张。古代星占术可得发展为现代天文学，驿递可得发展为邮电通讯和信息高速公路，钱庄可得发展为银行金融业，民本思想可得发展为现代民主制度，子产不毁乡校可得发展为言论自由等等，传统的突变增加、扩大、深化和充实人类原有的价值。

　　依照时间的一维性，任何人类的活动转瞬即成过去。只要这些活动及其成品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就可视为传统。所以不能把时间上先后之差异作为传统成立之标尺。人们固然可因大禹治水年代久远而作传统看，而不能因改革开放起步不久而不作传统对待。文明成品只要它能对后人产生影响并具有人类合理价值，即构成传统。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致力于政治民主、社会改良、经济繁荣、思想革新的事业，即可看作一部发展传统、更新传统的历史。

　　因此，传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板块，也不是顺着时间的推移而层层叠加的积淀。传统因渐进和突变而存在，而发展。

　　4、作为种子的意义

　　传统由前人所创造、所积累，又必经后人认取，才得以延续、传递。没有后人的认取，传统可能停滞，可能失去生存的效能。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犹如一颗有再生能力，又包含遗传密码的种子。

　　种子的再生和遗传密码的再现，必具备一系列条件。这就象一粒自然的种子的发芽、生根、成长的过程一样，需要一定的土壤、气候、肥料、水分和适当的培养。在种子的意义上，传统要实现对后人的影响，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才有再生和再现的可能。

　　我们已知，传统凝结着人类普遍的价值意义。象真善美、自由、理性乐观主义这类价值，在传统的范围内，是人类一些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意愿要变成现实，传统要转化为现在人类的活动，并不是一件仅凭主观意志就能实现的事情。传统要延续，传统要发展，可能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遭到扼杀。

　　华夏族的祖先在文明的初创阶段，充满了发扬蹈厉，开物成务的刚健精神，为什么到近代变得死气沉沉了呢？孟子倡言“民为贵，君为轻”及“诛一夫纣”的民本思想，为什么在后世罕见同情，竟遭朱明王朝的无情删削了呢？指南针的发明，可给人类带来扩大交通的利便，为什么在旧时竟被用做观龙脉、相吉宅的罗盘了呢？其中的原因就包含作为种子意义的传统在其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转换机制问题。

　　原来，传统所具有的价值表现为一定的文明成品，这种文明的前景要根据它与其它非传统的文明成品的力量比较而定。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力量，非传统是另外一种力量。两种力量在历史过程中并存，呈现相互之间强弱消长进退的关系，此强彼弱，此消彼长。同时，后人对传统的认取也要受到非传统力量的牵制。例如，增加知识，开启民智是一种传统的力量，而愚民政策乃是一种非传统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大于前者，则启蒙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可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书有幸没被烧绝，儒也有人幸存民间，汉兴以后，儒、书可以复振。但假如秦始皇真的万寿无疆或传之万世了，则儒、书的命运不堪设想。（这是打比方，并不指儒、书即是传统）

　　这一现象中存在四种力量形态：①传统；②非传统；③现实的认取传统；④现实的否定认取传统。几种力量形态交错作用，常使类似的问题复杂化，也使历次文化热出现一些屡不获解的话题，如现代化的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之类。但我们只要采取分析的方法把问题分解为几个方面或几种形态，一一作寻根究底的研究，就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从而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对症下药，作不同的处理。

　　按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些纠结不清的谜团化为两类问题看待。一类是文化上的传统和非传统问题，另一类是现实的认取传统和现实的否定认取传统问题。在动态的力量转换关系上，前一类问题表现为一些观念、意识、思想、风俗习惯等文明成品，后一类主要表现为一种现实的活动。换言之，传统和非传统的前景和命运取决于现实的认取和否定之间的活动结果。启蒙和愚昧分属传统和非传统。认取启蒙和承袭愚昧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现实活动。而现实活动在形态上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学术、舆论等方面。无论人体启蒙还是承袭愚昧都必须诉诸现实的活动才能见出胜负强弱消长的态势。这就是说，文化上的问题必须通过现实的活动才能得到解决，反之则无解决的可能性。现实的问题需借现实的活动解决之，运用文化的方法于事无补。因为文化的方法只关涉价值的认同和认异，即使人们认识到愚昧肯定是非传统，但只要一进入启蒙的领域，那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就得在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开展活动，同否定启蒙的现实力量发生关系。其成败利钝，当然就同认取和否定的两种力量的对比状态紧密关联。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避免因于传统的价值难以得到发扬而产生传统和文化究竟行不行，或“断裂”、“停顿”了的误会。

　　以上几点构成了传统一词的完整意义框架，为辨别什么是非传统提供了依据。

　　b、因袭和陈迹

　　非传统与传统相对，其确指是因袭和陈迹。如果把文明成品分成三大板块，则因袭和陈迹就是除传统之外的两大板块。所谓非传统，也就由因袭和陈迹这两大板块组成。

　　下面对因袭和陈迹作简单分析。

　　因袭在价值上同传统呈反背状态，这是不难区分和识别的。我们可以把文明成品中凡是不符合人类价值的部分都看作因袭。但是，因袭作为文明成品是一个比较大的包容物，时常在文明成品的范围内与传统混杂，为人类失别其真相增添了困难，使人们看不清孰为传统，孰为因袭，以致有时误把因袭当成了传统。

　　那么因袭究竟为何物呢？

　　因袭与传统有相同的时态，即过去式、进行式、完成式三时态。因袭作为较大的文明成品包容物，不但可指一些简单的文明现象，如男尊女卑、掠卖人口、、宗教裁判、不卫生习惯等，也可指其它较复杂的三纲五常、国民劣根性、大一统、思想专制等文明现象，而且可指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等历史存在物。这些违背人类普遍价值的文明成品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还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现实人类的活动。这些是因袭三时态的动力表现。

　　因袭的动力表现对各地域民族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地域民族承受的因袭负担要轻些，有的要重些；有的仅受少数几方面的负担，有的则要承受几乎是全部政治社会制度以至意识形态的重负。例如近代中国就面临着民族压迫、政治专制、社会政治化、思想束缚等因袭势力的多方面影响。

　　因袭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因为人类在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以前，不可能自觉地、有目的地为卸掉自己肩上的重压而斗争，因袭势力可能利用人们的愚昧和盲目而肆虐、扩张，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其罪孽。特别在因袭表现为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其作用更为显著。代表因袭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是历史中各类因袭力量的聚合，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政治本身的强制、威慑之力，维护和强化自身的存在，致力压制和消除来自反因袭力量的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因袭势力渗入并宰制社会的各个方面，给各种文明成品投下浓重的因袭迷雾，从而掩盖了传统的成分。其后果十分严重。它使人们走不出因袭的圈子，使人们看到的文明成品都带上了因袭的阴影，以致人们在认取自己的传统时，错误地把因袭看成了传统。近代以来有些怀着急切的救世愿望的人们，以为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贫穷落后难以改变，社会改革多灾多难等等，都是传统出了问题，误以为传统不行了而诉诸“反传统”。其实，这是把传统当作替罪羊，而没有发现是因袭这条祸根在作怪。

　　同因袭相比，陈迹的含义要简单些。陈迹只有过去式的意义。也就是说，陈迹指文明成品中那些不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的纯粹过去的部分。

　　具体而言，陈迹是传统和因袭中已经丧失活力的那部分文明成品。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5

　　当前，在文化创意产业中，随处可见以振兴本土传统文化为名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传统民族文化成了一种吸引眼球的华丽包装。另一方面，我们的视觉环境中充斥着大量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图形图像，这种西方视觉信息的富裕也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本土的视觉文化匮乏。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探索和实践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创意产业中内容创意的重要资源，在产业发展和本土品牌打造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培养艺术设计领域实用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担负着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责任。面向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职业人，“应从‘全球化——本土化’的双视角出发，放眼世界，合理采纳和运用世界文化和文明财富，立足本土，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从视觉信息的认识、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培养视觉素养；也就是说，这些能力决定了他们在本土文化传统语境下，对于借助‘图’传达的视觉信息和视觉文化，能看懂什么，看懂多少，如何运用”[1]。一般而言，视觉素养是指“可以获得的理解和创造视觉信息的能力”[2]以及“视觉信息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课程是高职教育的核心载体，也是培养艺术设计类高职生视觉素养的重要途径。

　　一、课程的类别

　　“从基础到应用，把专业课程划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4]的“三段式”结构，仍然是当前国内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类的呈现状态。而“以工作过程为依据选择课程内容，组织课程结构，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根本原则。打破现有的‘三段式’结构，从艺术设计类专业工作过程分析开始，以完成一项完整的工作任务为主要目标，结合各年级学生现有及应达到的目标，可以将课程分为三个类别[5]”。

　　第一类是在技能传授基础上的任务驱动课程。主要是通过将本地文化融入课程内容，使学生达到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学习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相关技术，对该资源做风格化方面的创新。

　　第二类是以项目为主的综合实践课程。这类课程一般开设在高年级阶段，主要通过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开展校内教学。课程在既定主题的安排下，将校外委托项目、教师研究课题等与专业相关的内容纳入课程，并且将实际项目的时间进度、技术标准、提交产品等作为课程考核的规范。区别于第一类以技术传授为基础的任务驱动课程，此类课程注重对实际项目的整体性把握和创造性完成。

　　第三类是“假期课堂”。它是利用假期集中时间开展的一种灵活的设计实践活动。这类课程以校内工作室和校外实训基地为主要场所，所展开的教学活动包括企业项目参与、校际假期交流课程的开展、国际交流课程的开展等鼓励打破专业限制，多方面、多角度实现的体验设计实践。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与实施

　　“对本地文化发展的研究和探索是对生活在这一区域内人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认识，将其作为课程资源引入高职艺术设计类课程，可以使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关联性都有所提高，并构建属于个人的丰富的经验世界”[6]。结合上述课程分类，本文作者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提出了本地传统文化作为教学资源的三种存在形式，并形成了一种课程内容组织方法。

　　其一，以造型设计基本元素为主的存在形式。本地传统文化类别中拥有丰富的、且独具艺术风格和高视觉辨识度的视觉元素，如陕西皮影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运动方式、苏州桃花坞年画中的色彩配置与形象设计等，无论形象被直接应用还是被归纳提取，都较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掌握。

　　其二，以故事为主的存在形式。针对以叙事为主的专业课程，如动画设计、影视广告设计等，本地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故事可以经由资源转换运用在课程内容中。这类设计主要通过讲述一个故事，向观众传达设计者的观念和意图。传统文化中丰富且广为流传的故事资源正是当代动画及影视广告设计课程内容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如200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麋鹿王》即改编自《山海经》原创故事，加上源自中国古代神话的‘麋鹿’形象，使《麋鹿王》一经推出就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

　　第三，以行为为主的存在形式。提出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和提炼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应用在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初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本土化问题上，中国“著名导演特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他的理解，‘最初，我们对民族形式问题理解很浅，以为在背景上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或者在拟人化的动物身上加一个中国式的肚兜，在服装上加几块传统的装饰图案就是民族风格了，还要在人物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动作姿态以及语言上都力求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6]。二是，随着当前互动媒体技术的发展，将本地传统文化引入课程，必须从行为和活动方式上研究一些非物质传统文化，如民俗活动中的特殊活动、传统游戏中的活动等，并将这些行为方式转换到交互设计中，促进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进而设计出符合现代人行为习惯的交互设计产品。

　　从课程内容的组织方法上，依据艺术设计类工作过程的特征，并借鉴计算机软件工程中软件开发的一种模型，即迭代式模型，对课程内容进行新的组织和架构。通过螺旋型的一个项目的完成，实现第一个迭代，并在之后的课程中，通过每一个完整工作任务的完成，实现学生能力的提高和人才培养的目标。

　　根据如上所述的课程类别，在实际教学中，无论使用哪一种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都需要要求学生通过影像、图片、文字等资料形式，对设计或制作对象的造型特点、历史文化背景、造型结构、装饰风格、色彩搭配等进行研究。在获取资料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实地调研、博物馆参观、图书或音像资料搜集、网络搜索等方法。

　　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主要作为一种背景资料的形式存在于以技术、技能传授为主的课程，视觉素养的培养着重在视觉信息的识别和理解能力，即解决所见到的“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拓宽“课堂”概念，不仅将当代社会生活中丰富的视觉信息引入课堂，更要鼓励和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出校园，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通过运用自身观察力、视觉辨别与理解能力去体认周围真实多彩的传统文化，以此深入认识和理解自己所表现的对象。

　　另外，一些以设计和再创造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对引入其中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不是简单的利用新手段进行表现，更多的是需要从这些资源中抽象或提炼出一些元素。这其中包含着视觉视角下的设计和交流能力的培养。教学实践者可以从此类传统文化资源中提取色彩、形式、材料、肌理、结构、图式等多种元素，组织成设计资源，通过元素的结构与重构，指导学生对设计主题进行多方面的设计尝试。我校教师“以秦淮灯彩展览馆主题项目为引领，将秦淮灯彩图形设计、秦淮灯彩标志设计、秦淮灯彩展示设计、秦淮灯彩宣传包装设计总和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训课程教学”[7]，这一系列设计就在对“秦淮灯彩”这一主题的应用上涵盖了多种元素的分析、提取和应用。

　　三、实施效果

　　1. 基于课程的艺术设计类高职生本土视觉素养培养效果问卷设计说明

　　本次调查以开展课程实验的三个自然班级为调查对象，专业方向包括视觉传达设计、游戏艺术设计和影视动画（虚拟现实设计）。共发出问卷88份，有效回收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4%。被调查者中男生33名，占43.4%；女生43名，占56.6%。所有学生均为二年级学生。在内容设计上，主要考察学生是否通过课程文化的学习提高了视觉信息的认知、理解能力以及视觉表达能力。

　　2. 数据分析

　　①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资源再认度较高

　　在对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再回忆的调查中，有45位学生可以回忆起课上所涉传统文化的名称及基本内容，占总数的72%。由此可见，将传统文化直接引入课堂，可促进学生们对此视觉信息资源的识别和再认。

　　②对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资源的认识和理解类别不足

　　对回忆出课上所授传统文化内容的学生进行进一步调查发现，36.8%和27.6%的学生可以对所授资源的内容从建筑造型特征和图形特征两个方面实现进一步理解和认识，而对资源中色彩特征、工艺造型和叙述故事的理解和认识分别只占到13.2%、15.8%和5.3%。可见，学生们从造型设计基本元素出发对传统视觉信息的认识理解类别不够全面。

　　③普遍掌握2-3中视觉信息的创造技术

　　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由于目前均为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普遍掌握的视觉信息创造工具包括photoshop、3ds Max、Illustrator。因专业方向不同，视觉传达专业学生一般掌握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工具，游戏艺术设计和影视动画（虚拟现实方向）学生掌握第一种和第二种工具。学生们对上述工具均有1年左右的使用经验，掌握程度良好。

　　④要有针对性地教授在设计实践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

　　在对学生传统文化资源使用情况调查时发现，五分之二左右的学生能将图形、配色、布景结构运用到作业中，另有23%的学生会选择资源中的故事用在作业中。在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方面，近五分之四的学生选择按照“资料中的某些部分”和“根据资料，进行改编”来做，其中14.5%的学生选择“根据自己对资料的理解，重新做设计”。

　　⑤个性化视觉表达意愿强烈，但自我探索实践较少，对作品风格的认识不足

　　调查中发现，学生们的个性化视觉表达意愿强烈，60.9%的学生表示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个性，没有一位学生在此调查栏目中选择“无所谓”或“不希望”。但在对课余时间个人设计实践探索的调查中，90.5%的学生表示，课后有1到2次的设计实践，没有一位同学有过3次以上的自我设计实践。在对作品风格的认识方面更表现得五花八门。学生对作品可能呈现的风格的认识处于极其个人化的感性认识阶段。

　　结论

　　本项目以培养高职生本土视觉素养的课程设计将现行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将本地传统文化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程，并将其分为“以造型设计基本元素为主”、“以故事为主”、“以行为为主”三种存在类型，并在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上提出依据艺术设计类工作过程的“迭代式结构”。

　　从课程实施的效果来看，通过本地传统文化资源的引入，学生对直接引入的内容再认度较高，但对内容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虽然学生们个性化视觉表达意愿强烈，也掌握了一些视觉信息的创造技术，但对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用在各自的设计实践中仍然存在困惑，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都需要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鼓励自我设计实践，有针对性地在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作品风格探索方面给予指导。

　　参考文献

　　[1]张舒予，王帆.视觉素养培养与民族文化传承[J].当代传播.2008.4.

　　[2][3]殷宝媛.培养学生视觉素养策略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4]徐国庆. 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技术学范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徐俊.高职艺术设计类“工作室”课程开发与教学模式构建[J]，职业教育研究，2012.4.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6

　　1.调查问卷的设计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已经形成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国民的行为选择。但是，何谓网络文化，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并以此影响和改变人们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一种崭新的文化。而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文化，是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总称。对照上述网络文化概念，因研究视角的差异，学者们对网络文化的诠释不尽相同。前者以网络空间本位为前提，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域，网络文化则被视为伴随虚拟规则行为生成、虚拟实践有序化的内在过程所产生的精神文明成果。后者则以网络社会本位为基点，把网络文化视为在虚拟实践秩序化的有效规则过程中所产生的的精神文明成果。从这一视角出发，网络社会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和延伸，网络文化是社会文化框架中的一种亚文化，而网络空间是网络化社会的一隅。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滥觞于原始社会，繁荣和成熟于封建社会，而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带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成果的历史积淀，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从而塑造了中国社会生态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封闭保守、因循守旧和缺乏民主等消极性，与开放、创新、民主、平等的网络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沿着长辈—后辈的秩序传承与播衍，属于典型的前喻文化，而网络文化的内容创作主体和传播者皆是年轻人，年长者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是后喻文化。而且，从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域来看，文化的胚芽是孕育在人认识、改造自然客体的实践过程中的。一方面，人的自为性是文化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人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了解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这个群体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以及在网络中习得传统文化的行为习惯对于寻找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传承与发展现实路径具有特殊价值。

　　2.专题调查的实施。

　　为了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观，获得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使用网络的频度、信息搜索方式和内容偏好等网络使用行为特征信息，本次调查以保定市部分高校青年学生为样本，基本步骤如下。首先，确定调查对象。通过走访学生工作处大致了解了在校学生的情况，如院系构成、各系部学生人数及性别比例等，在此基础上，把调查对象确定为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生三种类型。学生的知识背景包括文科和理工科两大类，其中文科生包括政法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及社科系的学生，而理科生主要来自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药学院、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及软件工程系。其次，根据上述学生的基本特点，研究设计了一份关于驻保高校青年学生网络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调查问卷。该问卷以客观题为主，并结合调查目的设计了一个主观题——“你认为传统文化在网络中应该如何传承”，以反映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识。再次，为确保调查结果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前青年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情况和互联网使用情况以便分析出科学的结论，在调查样本选择上采用了分层抽样法：①从各院系抽取的样本占其学生总数的比例为1:8；②按照各年级占该院系的总人数的比例，从各院系所确定的样本中抽取各年级的学生样本数；③按照各年级中男女比例确定男女生的抽样人数；④按照随机等距抽样法，选择抽样对象的学号。最后，根据预先设计的随机抽样法，分别到学生中发放调查问卷，并回收。此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计1200份，其中研究生267份、本科生601份、高职生302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1089份，有效回收率91%。调查样本中的男、女生性别比例为31：69。抽样的调查对象中文科生共计670人，占总抽样数的62%；理科生419人，占总抽样数的38%。从学历层次上看：研究生237人，本科生570人，高职生282人，所占抽样比例分别是22%、53%、26%。本次调查样本数量适中，分布均匀，基本覆盖了不同院系、不同年级、不同学术背景的的学生，因此，能够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当代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和互联网的使用状况。另外，由于青年学生兴趣广泛、思维活跃，对于传统文化问题关注度高，所以本次次调查活动得到了积极配合和认真作答，保证了调查的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开放、理性的态度，对传统文化传承

　　困境认识清醒本次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当前青年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即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熟知的传统文化形式、对传统文化现状的判断，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策略等情况。首先，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9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说明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传统文化应该有选择地传承和发展，而不是“照单全收”，文化只有在不断剥离其腐朽细胞、生发出其新细胞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进化和发展，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其次，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是多样化的。本项调查共设计了6个选项：①书本知识获得②家庭、亲戚朋友③报纸、电视和广播④节日或民俗活动⑤网络⑥其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通过书本知识获得传统文化的比例最高，占79.52%，而报纸、电视和广播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75.39%的学生的传统文化是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媒介获得的，另外，节日或风俗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形式之一，因其喜闻乐见，在传播传统文化中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体，它在传播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56.38%的青年学生通过网络习得传统文化知识，说明了互联网传播传统文化日趋主流化。诚然该项选择列举了目前主流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但是因文化形态的多姿多彩，它的传播方式也是多元而广泛的，所以13.77%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媒介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形式。而选项A中的书本知识代表着一种教育隐喻，也说明了教育作为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一种主要形态。再次，关于大学生熟知的传统文化形式调查，从结果上看，大学生最熟知的传统文化是民俗文化和饮食文化，比例分别是83%和83%。与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大众化相比，哲学和宗教类这些传统文化形态则小众许多，分别只有22%和18%的同学选择了这两项。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却是构筑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石，虽然它从诞生之初就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其传承和发展也是多在经院派中进行。而文学典籍和传统艺术，通过数百年的教育传承，也往往被大家所熟知。虽然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教育传承，但是领悟和融通哲学与宗教所需要的心智力是文学经典和传统艺术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学经典和传统艺术所展现的文字、音律、图形之美，往往更能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产生共鸣。另外，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现状的基本判断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受访者中只有9%的同学认为传统文化已被其他文化代替，完全遗失；而抱有乐观心态，认为传统文化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受访者占样本总数的27%，说明此种心态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而占样本数65%的大学生认可了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已经部分遗失。而对传统文化遗失的原因分析，观点主要集中在传递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与传统言教方式有问题，分别占74.84%和55.25%。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策略，大学生的看法不尽相同。76%的受访者认为“开展活动，尤其在传统节日期间营造氛围”可以很好地传承传统文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大学生认为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淡化，而这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等新文化的逼仄下，面临的发展困境；7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传承传统文化应该从小抓起，把传统文化融入到小学生的教育中。文化的代际传播中，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诵读经典，就是一种文化的濡化；68%的受访者和64%的受访者分别强调了“国家大力宣传引导”的效用和“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的传播作用”，而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效能也引起了58%受访大学生的关注。文化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的镜像，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无意下在文化所承载的群体所共知和共享的集体意会所指导、所规制。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社会公器，它的传承国家理应有所担当。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构建传统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文化的播化可以被强化。而互联网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个作用向度，因其虚拟化、多媒化、资源共享和信息海量化等特点，可以使传统文化的文化拟子的散播范围更加广阔，促进了文化的传承。

　　2.青年大学生上网频繁，对于网上传统文化有偏好。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1月15日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到达5.64亿，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21.1%。因此，关注青年学生的网络行为，了解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信息搜索方式和内容偏好等网络行为特征信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首先，从上网的频率看，36.64%的同学每天都使用互联网，这一部分学生的数字消费平均时长达34.1小时/周，也就是所谓的“网虫”；44.72%的大学生经常使用互联网，这部分群体结构类型主要是“信息至上型”，即网络行为多为搜索信息和读取电子邮件；另外，18.92%的大学生使用网络的频率不高，只是偶尔使用互联网；最后，只有1.84%的大学生排斥互联网，基本不使用网络。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互联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其次，对于大学生网络浏览内容的偏好。本次调查主要关注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倾向性。经调查，大学生对于网上传统文化内容的关注度依次是：民族民俗类内容、思想文化类内容、传统艺术类内容和典籍文化类内容，其比例分别为65%、47%、38%、34%。大学生最喜欢浏览的网上传统文化内容是国学、哲学和历史类的专题网站，这部分同学的比例占到53%。还有40%的同学通过收看传统文化的视频讲座习得传统文化知识，特别是“百家讲坛”的持续热播，使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不断发酵，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传统文化的论坛、虚拟社区、WIKI和博客也是引起网民“头脑风暴”的网络空间，据调查，30%的大学生关注过传统文化的个人博客，而19%的大学生访问过传统文化的论坛和社区。从上述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网络传统内容的偏好与其熟知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高度相关性；而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网络行为的多元化，也反映出了目前互联网上传统文化形态的百花齐放。最后，研究调查了大学生是否通过互联网传播过传统文化。大部分大学生都通过转载、分享和发表等方式在互联网上传播过传统文化，这一群体所占的比例是67.13%，而且少部分青年学生还发表过原创性网文，可见，大学生通过互联网传播传统文化还是很活跃的。

　　三、结语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文明成果和物质成果，都会积淀下来，形成文化的要素。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就是五千年历史积淀的产物。但是，如同生物的进化一般，文化也必然经历产生、发展或衰落的过程，尤其是，当其遭遇异质文化时，文化的涵化是不可避免的。进化或湮灭，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避免传统文化走向湮灭，就必须充分发挥和调动人的能动性，因为人创造了文化，也可灭亡文化。大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意识的觉醒，往往是传统文化光大和传承的先声。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网络传承的基本认识是：青年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既有传统的渠道也有网络等新渠道，民俗、饮食、服饰是大学生熟知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们也通过浏览网站、博客和收看网上视频等方式，去猎取他们不太熟稔的国学、历史等传统文化知识。大部分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在部分遗失，并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纾困传统文化。基于上述调查结果，促进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做好以下措施：

　　第一，传承和再造文化是政府的责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因此政府应该主导网络文化价值取向，使网络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和新平台。

　　第二，网络文化是典型的后喻文化，它的符号系统与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大相径庭，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需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和改变，要符合网络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特点，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中的有效传播。

　　第三，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对网络文化的引领作用，消解网络文化中的不良内容，使青年学生自觉接受、认同传统文化，从而主动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7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2］邹启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6:8.

　　［3］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4］孙克勤.世界遗产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

　　［5］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

　　［6］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293,300.

　　［7］冯骥才.符号中国［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上卷22、136;下卷200、202、210、220、270、302.

　　［8］张朝枝.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J］.旅游科学,2008(1):1.

　　［9］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10］莫湘.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11］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8

　　关键词：电子鼻；鱼类新鲜度；传感器阵列；检测系统

　　中图分类号：S985．1＋1；TP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7－1464-04

　　Design of A Fish Freshness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Electronic Nose

　　ZHANG Xin－rong，ZHANG Yu－lin，ZHOU Hong－biao，TANG Zhong－yi

　　（Faculty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22300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For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fish freshness detection， a fish freshness detection scheme based on electronic nose system was proposed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were researched theoretic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electronic nose gas sensor array and its work principle，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detection system， using microcontroller STC12C5A combined with the smell sensor， fresh smell signal of fish was collected and uploaded to the data analysis processing system， and ultimately by pattern recognition gas composition was analyzed． The test results had shown that the fish freshness could be detected fast， simply and accurately based on electronic nose system and the electronic nose system could be widely used in areas such as logistics and warehousing．

　　Key words： electronic noses； fish freshness； sensor array； detection system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鱼类产品在人们的膳食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鱼类及其制品不耐保存［1］，鱼类死亡后鱼肉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在内源酶作用下使蛋白质自溶分解，从而造成鱼肉腐败变质而不能食用［2］。常见的化学方法是测量三甲胺（TMA）、挥发性盐基氮（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和K值来评价鱼肉新鲜度，操作费时耗力，属于破坏性检测［3］。而微生物方法采用测量细菌总数或采用酶传感器进行鱼肉新鲜度检测，在鱼肉新鲜度判定中复杂且费时。运用气相色谱和气－质联用技术能得到精确的数据，但设备昂贵，检测系统复杂［4］。电子鼻主要根据气味来识别物质的类别成分［5］。电子鼻识别的机理就是阵列中的每个传感器对被测气体都有不同的灵敏度，从而整个传感器阵列对不同气体产生不同的信号，信号再被传送到数据处理分析系统，最终通过模式识别实现气体组分分析［6］。目前，电子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医学、环境监测等领域［7－9］。电子鼻技术响应时间短、检测速度快，测定评估范围广，可避免人为误差，重复性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食品行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12］。

　　通过研制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鱼类新鲜度智能化检测系统，包括传感器阵列数据采集与处理程序设计、键盘接口电路及程序设计、液晶显示和串口通信设计等，旨在通过模式识别实现气体组成分析。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1 系统总体设计

　　电子鼻是利用气体传感器阵列的响应图案来识别气味的电子系统，可以在几小时、几天甚至数月的时间内连续、实时地监测特定位置的气味状况。电子鼻主要由气味取样操作器、气体传感器阵列和信号处理系统三种功能器件组成。电子鼻识别气味的主要机理是在阵列中的每个传感器对被测气体都有不同的灵敏度。系统主要由信号采集、信号调理、信号存储、人机界面和数据通信五部分组成。整个下位机的数据处理以及数据通信对微控制器的要求比较高，因此采用基于51内核的STC12C5A系列单片机，该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

　　由于气体传感器的响应信号属于缓变信号，不需要很高的采样频率和要求各通道同步采集，试验选用NlPcl・6024E作为数据采集卡，具有12位模／数转换器，16路模拟输入通道，最高采样频率为200 kHz。同时对4个传感器的信号进行采集，每通道的最高采样率为50 kHz，满足测量要求。试验中对传感器解吸附监测程序设置为连续采集，采样频率为30 kHz，选用串口与上位机进行数据通信，采样频率为50 kHz，波特率为 9 600 kbps。系统基本结构框图如图1。首先通过键盘控制单片机开始采样，经过信号调理，由单片机自带的ADC进行模数转换，再通过按键控制把转换后的数据通过RS232转USB接口发送给PC机，同时可以通过按键将数据保存到存储器中，由液晶显示器显示数据。

　　2 系统硬件平台设计

　　系统硬件主要包括传感器、数据预处理、单片机系统、液晶显示、RS232通讯、系统电源等模块。选择气体传感器应具有如下特征：极高灵敏度，可测量如空气中的氢、一氧化碳、氨等极其微弱气体与味道；选择性佳：采用阵列多个传感器同时测一种气体，能区分被测气体。根据上述要求，选用TGS2630乙醇类及有机溶剂气体型传感器、TGS825硫化氢型传感器、TGS826氨气及胺类型传感器和TGS832卤烃型气体传感器。数据预处理模块框图如图2，主要包括前置放大电路、低通滤波电路、高通滤波电路等。

　　系统采用串口液晶显示方式，简化了硬件电路和软件编程。另外，系统采用了MAX232芯片专门设计适于PC机的RS－232电平转换接口电路。

　　3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基于STC12系列单片机，采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在系统软件的设计过程中，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程序主要包括主程序、键盘子程序、液晶显示子程序、RS232通信子程序、数据存储子程序、A／D转换子程序等。

　　3．1 系统主程序设计

　　系统主程序流程图如图3。首先对整个系统进行初始化设置，使系统工作在正常的情况下，然后对系统本身进行按键扫描。通过扫描得到按键的键值，根据不同的键值进入不同的服务子程序。

　　对系统的初始化设置通过初始化子程序完成，初始化程序主要是为串口、A／D、液晶等后续程序要调用的子服务模块进行的初始化设置。串口初始化主要是工作模式的设置，包括波特率、定时器工作方式、定时器定时的设置；A／D初始化主要是通道的选择，以及A／D寄存器的设置；液晶的初始化主要是要正确设置液晶显示器的控制参数。

　　3．2 按键子程序设计

　　通过按键在常态与被按下时的通断，操作人员就可以通过键盘向微控制器系统输入数据或控制命令，实现人机通信。通过单片机读取P1．0～P1．6口的电平识别出是何键按下。按键子程序主要包括按键扫描函数和按键服务函数。按键扫描函数的功能是获取按键值。本程序有4个按键，功能分别是采样、通信、存储、读取。按键扫描函数采用扫描法编写，第一步，监测有无键被按下；第二步，识别哪个键被按下；第三步，将获得的键值返回。按键函数流程图如图4

　　3．3 RS232通信子程序设计

　　设计通过RS232串口实现下位机和上位机的数据通信。串口工作于方式1，采用8位异步通信，10位数据通过TxD／P3．1发送，通过RxD／P3．0接收。一帧数据包含一个起始位（0），8个数据位（低位在先）和一个停止位（1）。接收时停止位进入特殊功能寄存器SCON的RB8位。波特率由独立波特率发生器BRT的溢出率决定。通信子程序流程框图如图5。

　　以下为串口发送的部分函数：

　　void send＿UART（uchar dat）

　　｛ES＝0；／／串口关闭

　　TI＝0；／／发送中断标志清零

　　SBUF＝dat；／／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数据发送完

　　TI＝0；

　　ES＝1；／／关闭串口｝

　　4 模式识别及测试分析

　　模式识别是对研究的对象根据其共同的特征或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由于气敏传感器特性的分散性，传感器响应值与所测的气味成分之间的关系复杂，因此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传感器阵列响应信号与测量气味之间的映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鲫鱼体散发出的某种气体，其特征向量并不是恒定的。由于每次测量时环境因素以及人为操作差异的影响不可避免，而且气体传感器本身的反应也可能存在波动，因此各气体的特征向量就是一个非定值。经过多次试验，特征向量有一定规律。对于不同的气体，总体上的排序差别较大，可直接观察出气体种类和其特征向量的对应性。BP网络（即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模型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类。运用MATLAB进行BP神经网络的训练，隐层节点数经过尝试后选32，隐层节点激活函数选用Logsig，输出层激活函数为纯线性函数Purelin，为防止落入局部误差最小点，采用改进的动量修正方法。

　　利用所设计的电子鼻系统对购自超市的鲫鱼宰杀后分别顺次放置0、2、4、6 h后的样品进行了测试，分别设置为样本1至样本4。测试环境温度为21 ℃，分别取各鲫鱼样本约50 g，置于500 mL 的容器中，检测时间400 s。取4种样本各7个，其中4个用于训练，3个用于测试，每次气味试验同时按国标测量 TVB－N以判别鱼肉新鲜程度。从每个传感器的响应曲线上分别提取50 s时的响应值、信号最大值、全段平均值作为其特征向量。每个样本中提取的特征向量包括20个特征值，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矢量，分析4个时间段的鲫鱼样本。用BP神经网络对不同等级的鲫鱼样本进行定性分级。网络输入层神经元数等于每个样品的特征向量的维数，输出层神经元数等于样品的种类数，隐层神经元数通过几次测试结果比较来确定。检测结果见表1。

　　期望输出后的4个值是这个类别的理想输出值，由3个0和1个1组成，1的位置决定了样本的类别。比较实际输出的4个值，如果最大值小于1．4且大于0．6，则将其视为1，从而确定该样本的类别，否则该样本将被视为未知类。从表1可知所有测试样本都被正确分类。

　　5 小结

　　基于电子鼻系统检测鱼类新鲜度，利用STC12C5A单片机结合气味传感器采集鱼类新鲜度气味信号，信号上传至数据处理分析系统，最终通过模式识别实现气体组成分析。单片机应用程序采用模块化设计，调试方便，运行可靠，操作方便；利用C语言汇编各部分程序，利用仿真器Keilc51调试系统程序。从上述试验可以看出，对于4个不同时间段的鲫鱼样本进行的检测试验，期望输出后的4个值较为理想，样本的类别也易于确定，所有测试样本都能够被正确分类。该系统的突出优点是，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稳定性好及试验条件的可重复性强，试验表明该系统能够对鲫鱼的新鲜度进行准确地识别。

　　参考文献：

　　［1］ LUO D H， HOSSEINI H G， STEWART J R． Application of ANN with extracted parameters from an electronic nose in cigarette brand identification［J］．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09，99（2－3）：253－257．

　　［2］江琳琳，潘磊庆，杨虹贤，等．电子鼻在果蔬品质检测中的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 2010，38（23）：12918－12920．

　　［3］付湘晋，许时婴，王璋，等．电子鼻检测白鲢鱼腥味［J］．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10，36（3）：316－321．

　　［4］刘辉，牛智有．基于电子鼻的鱼粉中挥发性盐基氮检测模型比较［J］．农业工程学报，2010，26（4）：322－325．

　　［5］宋凯，王祁，张振平．基于单传感器温度调制的无线电子鼻系统设计［J］．仪器仪表学报，2011，32（1）：150－156．

　　［6］刘辉，牛智有．基于虚拟仪器的鱼粉新鲜度电子鼻测量系统［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0，29（6）：794－797．

　　［7］吴文娟，方向生，蔡强，等．基于气敏传感器阵列和PCA的猪肉新鲜度快速分类方法［J］．传感技术学报，2010，23（11）：1536－1540．

　　［8］张红梅，高献坤，徐国强，等．基于气敏传感器阵列的茶叶等级检测方法研究［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44（2）：177－179．

　　［9］刘明，潘磊庆，屠康，等．电子鼻检测鸡蛋货架期新鲜度变化［J］．农业工程学报，2010，26（4）：317－321．

　　［10］伍慧方，薛璐，胡志和，等．借助电子鼻对中式传统奶酪货架期进行预测［J］．食品与发酵工业，2010，36（2）：150－154．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9

　　【关键词】模式识别；特征提取；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

　　0 引言

　　模式识别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表征事物或现象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以对事物或现象进行描述、辨认、分类和解释的过程。该学科主要研究使机器通过学习能做以前只能由人类才能做的事，具备人所具有的、对各种事物与现象进行分析、描述与判断的部分能力。模式识别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目前已成功应用于指纹识别、印刷体字符识别、语音识别、车牌识别、人脸识别、手写体字符识别、自动文本分类、多媒体数据挖掘等领域。

　　本文基于统计模式识别方法来研究车辆识别问题。对待定的区域应用特征提取、特征选择的方法提取统计特征，根据统计模式识别原理对候选车辆区域行识别确认。特征提取采用PCA（主成分变换法），特征选择采用遗传算法，分类器设计是SVM（支持向量机）。

　　1 统计模式识别方法

　　基于统计方法的模式识别系统由四部分组成：数据获取、预处理、特征提取和选择、分类器设计和分类决策。

　　1.1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数据获取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对个别事物进行观测，从而获取该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信息。这里需要将各种测量的量转换成计算机可以直接处理的数据。测量到的信号通常有一维信号，二维信号和逻辑信号。预处理阶段就是要将数据获取阶段所引入的噪声进行滤除，并对数据获取阶段所造成的信号退化进行复原，并为下一步特征提取提供必要的基础。

　　1.2 特征提取与特征选择

　　通常情况下，在数据获取阶段获得的数据量是相当大的。直接应用这些数据进行模式识别，数据量大，计算复杂。当向量维数达到一定维数时，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能使系统能够处理这些数据和正常工作，即特征降维，模式识别中称为特征提取和选择。一般来说，特征提取和选择是模式识别系统中关键的一步，其好坏直接决定了模式识别系统的性能。

　　1.2.1 主成分变换法

　　主成分分析方法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特征提取方法之一，它是一种统计学方法，在信号处理、模式识别、数字图像处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成分分析基本思想是提取出空间原始数据中的主要特征，减少数据冗余，使得数据在一个低维的特征空间被处理，同时保持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的信息，从而解决数据空间维数过高的瓶颈问题。

　　所谓主成分就是原始数据的m个变量经线性组合后得到的变量，该变化使得其变换后的变量方差为最大（第一主成分）的部分。各个主成分之间是相互线性无关的（正交的）从第一主成分往后，主成分按方差大小的顺序排列。

　　1.2.2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基础上的自适应概率性搜索算法，在该算法中，染色体是二进制字符串编码，每一编码字符串为一候选解，这种染色体有多个，即有一群候选解。染色体像生物进化一样有繁殖、交叉和突变三种现象，这些现象称为遗传算子。在每一代中，保持一定数目M为定值的解群，经过对各解的适应度值计算，使解群中的各个解得到评价，各个解的适应度值的大小作为染色体复制机会大小的先决条件。

　　遗传算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称为适应度函数。如何将遗传算法中的不断进化的染色体与现实问题中的优劣选择相联系是该算法成功的关键。一般的方法是构造一个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适应度函数。

　　1.3 分类器

　　从数学观点来看，分类决策就是找出决策函数。当已知待识别模式的完整的先验知识时，可据此确定决策函数的数学表达式。如果仅知待识别模式的定性知识，则在确定决策函数的过程中，通过反复训练、调整，以达满意的决策函数表达式，从而作为决策分类的依据。

　　支持向量机是一种基于统计的学习方法，它是对结构化风险最小化归纳原则的近似，由于其出色的学习性能，使得SVM具有较好的推广能力。其原理是针对二值分类问题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将结构风险函数引入到分类中。支持向量机通过引入结构风险函数恰恰能完成这个任务，从而提高了机器学习的泛化能力。这些特点使支持向量机能有效地克服高维问题。

　　2 实例分析

　　为了检验各个主成分变换特征提取方法和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对车辆检测的识别率和有效性，我们进行了对比实验：特征提取和特征选择的方法与不同分类器方法进行组合测试。

　　为了检验本论文中提出的车辆检测方法，我们进行了实验测试。道路取景的来源国内城市道路。实验中选用的训练样本为3000，其中车辆为1500，其余为背景样本。

　　利用前文描述的方法，获得的特征提取器为：

　　T=[t（1），t（2），t（3）]

　　其中，特征向量为：

　　t（1）=（-0.5346，-0.0804，-0.8329，0.0444，-0.0794，-0.0224，

　　-0.0652，0.0317）

　　t（2）=

　　（-0.2102，0.8256，0.0754，0.4899，0.0516，0.0196，0.0355，0.0872）

　　t（3）=（-0.0812，-0.5261，0.1491，0.8244，-0.0161，0.0933，

　　-0.0048，0.0754）

　　同时增加了其它分类器配合进行测试，选用的分类器有KNN（K最邻近结点算法）、QDF（二次判别方程）、COS（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测试样本为600，其中车辆300，背景300。测试结果为：SVM的车辆识别率为85.3%，背景识别率为94%；KNN的车辆识别率为82.6%，背景识别率为76.6%；QDF的车辆识别率为42.6%，背景识别率为79.3%；COS的车辆识别率为52%，背景识别率为97%。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特征提取的算法中，采用主成分变换法进行特征提取是所实现的特征提取算法中性能较优。同时，SVM分类器具有是具有最高的识别率。所以最终选择的是主成分变换法、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的车辆识别算法组合。

　　3 结论

　　本文分析并实现了基于车辆统计特征的车辆识别算法。算法包括三个部分：特征提取，特征选择，和分类器设计。利用特征提取方法（PCA）对待确定的区域应用特征提取的方法提取统计特征，应用遗传算法对特征提取阶段的结果进行选择，其选择结果用于训练SVM分类器。最后应用训练好的SVM分类器进行分类识别检测。此外，还将此算法与其它车辆识别算法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下转第183页）（上接第99页）明，基于车辆统计特征的车辆识别算法不仅具有较好的有效性，而且能有效的提高识别率和降低误识别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边肇祺，张学工.模式识别[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10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一）概念的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http://的概念，“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WWW.133229.cOm”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西藏《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尽管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做出了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3）制订保护措施，使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能够继续演绎和传承该遗产。（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6）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经与有关缔约国正式协商，根据《公约》第17.3条，将该遗产列入名录。至此，“全球共有16项代表作被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6项。”

　　转贴于 http://

　　（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http://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